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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,我在新闻中看到“大英博物馆将从部分展品标签中去掉‘巴勒斯坦’一词”的消息,心里陡然一紧。虽然震惊,却并不意外。那种熟悉的寒意提醒我,欧洲人擅长的一套“重写历史”的老手法,正在新的语境下卷土重来。
我清楚这种行动并非孤例。就在同一时间,一个亲以色列的律师团体还向我任教的英国公开大学施压,要求从课程材料中删除“古代巴勒斯坦”这几个字。那一刻,我真切感受到,历史并非过去,而是一场持续的争夺。博物馆、大学——这些看似中立的知识机构——正在成为叙事之战的前线。
如果了解大英博物馆的诞生史,就不会对此举感到意外。1753年,它在大英帝国的高潮中建立,无论是那气势恢宏的建筑,还是馆内数不清的藏品,都离不开殖民掠夺。那些展柜里的文物,大多来自被征服的土地,被无声的标签剥夺了归属感。讽刺的是,同一个帝国既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“世界博物馆”,也参与了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。殖民体系与定居者殖民主义,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故事。
这种故事的套路极为熟悉。早在19世纪末,英国殖民者在非洲上演过类似戏码。当考古队进入津巴布韦古城时,他们“发现”那里并非由非洲人所建,而是腓尼基人的功劳。这样一来,殖民行为也就摇身一变,成了“延续古代文明”的伟业。塞西尔·罗兹的逻辑与今天的改写者并无二致——都在用神话掩盖暴力,用考古包装占领。
如今,这种抹杀正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。它不只是炸毁遗址、掠夺土地,也包括篡改博物馆的标签、修改大学教材的术语。巴勒斯坦的过去与现在,被同时剪除。要让一个1948年成立的国家显得“亘古常在”,唯一的办法就是让“古代巴勒斯坦”消失。
事实上,法国大军入侵巴勒斯坦、埃及、叙利亚的历史,也揭示了知识与帝国的暧昧纽带。拿破仑带去的不仅是士兵,还有百余位学者,他们写下了第一批系统性的埃及学著作。博物馆、考古学、古代世界研究这些看似纯粹的学科,几乎都在殖民的火焰中锻造而成。那些发掘和收藏,既是学术,也是统治的工具。
这些年,欧洲的博物馆纷纷高喊“去殖民化”,撤换展览说明、增设反思展区,一度令公众以为历史的清算正在进行。然而,一旦涉及巴勒斯坦,这种勇气常常戛然而止。语言里的删除,比枪声更安静,却同样致命。它让压迫在文明的外壳下延续,让被掠夺者再次被掩埋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某些亲以色列组织刻意渲染它们“施压成功”的胜利感,即使事实并非如此,也足以为博物馆制造心理阴影。大英博物馆最近的声明正体现了这种暧昧处境:既未勇敢捍卫“巴勒斯坦”一词的学术合理性,也没有直接屈从,只留下尴尬的沉默。而沉默,本身就是一种立场。
从展品标签中抹去“古代巴勒斯坦”,绝非学术问题,而是一种叙事占领。博物馆与大学若继续回避历史真相,终将成为殖民逻辑的延续者。对于那些尚在占领与被占领之间挣扎的机构而言,拒绝这种改写,也许才是一场真正的“去殖民化”开始。
而对我们这些研究者、教育者、参观者来说,也许该反问一句:当下回荡的这个沉默,到底属于历史配资专业股票配资门户,还是属于我们的怯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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